中国德育：高老师，您好。改革开放的40年间，我国的德育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立德树人”，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又明确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德育工作具有怎样的引领作用？

高德胜：这个问题很难，我也还在思考之中，现在只能谈一点儿直觉性的看法。要看到变化中的不变。从党的十七大到现在，虽然有表述上的差异，但核心精神是一贯的，那就是始终重视年轻一代的道德品质培养。在素质教育中，品德既是素质的重要构成，又是综合素质的核心。“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道出的是品德培养的根本性、德育的优先性；立德树人则从培养目标和育人方式上去强调品德的重要意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核心依然是品德。当然，不同时期的提法也有所不同，虽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但也反映特定时期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

对德育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始终将育人、将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作为自己工作的聚焦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方面，现实教育功利化倾向抬头，为考试、为升学而办学的现象并不少见，对广大教师静心育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干扰；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轻一代成长环境中诱惑因素、挑战因素增多，也在客观上增加了立德树人的难度。党和国家以不同的表述强调育人、突出德育，其实也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中国德育：现阶段我们的德育发生了很多变化，德育课程也在不断变革。您如何看待德育课程的变革？

高德胜：我是从新世纪开始才介入德育课程研究的，前后加起来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何况又不是专门研究德育课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德育课程研究的新手。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还是过大、过难了。如果非要我说，我认为，德育课程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走出了德育课程的中国道路。我们都知道，古代教育中德育与教育是一体的，教育就是德育。现代教育是按学科分类进行的，结果就是德育与其他学科的分离，就是德育与智育的分割。但教育是道德事业，无论如何都要对年轻一代的品德与人格发展负责，不能不进行德育。在分科教育的情况下，德育该如何处理呢？现成的办法是将德育变成与分科课程一样的学科，即专门化的德育课程。专门德育课程的最大问题是将道德与价值变成学科知识一样的抽象知识体系，变成了“道德学问”。涂尔干和杜威先后揭示出了专门德育的低效与逻辑障碍，结果是很多西方国家不再开设专门德育课程，代之以社会研究、公民、法律等“类德育课程”，其教育预设是通过学校生活与“类德育课程”进行间接的德育。

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教育传统，都限定了我们不可能走别人的道路，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即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从大德育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类德育课程”其实也进行公民道德、文化认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认同教育，基本上也属于德育课程。因此，我们不能被他们不开设专门德育课程的表象所迷惑。当然，“专门德育课程”的困难与障碍也不能不去面对，不能不用学术的方式加以解决。40年的探索，实际上走出了一条德育课程的中国道路：在定位上，德育课程是一门专门进行价值和道德教育的课程，为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一个专门的思考与引导机会，使德育为先的政策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证；在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上，德育课程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其他课程融为一体的，其他课程的资源都可以为德育课程所用，德育课程的思想也可以作为其他课程的价值指引；在德育课程与学生整体生活的关系上，德育课程虽然不能涵盖学生生活的所有方面，但却是对学生在整体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的整理与概括，是对学生整体生活的加工、整理、提升与指引；在德育课程与学生生活经验的关系上，德育课程一改过去课程脱离学生经验的痼疾，将学生经验引入课程之中，课程是以学生经验为基础建构的，但又包括了人类文化和国家要求，实现的是学生经验与人类和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即学生经验达到社会与人类文化，人类文化下探到学生经验。

至于基本经验，就我这个新手来说，有一个基本的体会，那就是我们国家重视德育课程建设，把德育课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这是德育课程得以繁荣发展的政治保证。但我始终有一个学者的简单想法，那就是这个政治任务不能以政治的方式去完成，而要以学术的方式去完成。德育课程与教材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教育问题”，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制必须在中央指导下以遵循教育规律的方式去实现。以学术的方式、教育的方式去完成，才是对这一政治任务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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