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我作为新华社华中(后改为华东)前线分社的战地记者，同时担任华野六纵(即后来的三野二十四军)新华支社社长兼《火线报》社负责人，随军采访了苏中战役、山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经历、见闻不可谓不多，但对于我的内心来说，那都是汗、血、泪组成的梦魇，这可能是个性使然。我从不谈过去，对我的老伴也如此，现在，我离那些牺牲于战争年代的同志越来越近了，记下几笔，让他们知道我从未忘记过去。抗战胜利之后，我所在的苏中军区成为全国战局的一个焦点。苏中解放区的前沿距南京也就100多公里，可谓南京政府的心头之患。1946年7月，12万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围攻苏中，而华中野战军只有3万多人。但华野却在栗裕将军的指挥下，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战役过程，有关军史资料已很详细了，我只想谈谈自己此时之前后不同的战争感受。抗战时期，苏中军区处在日伪顽夹击的缝隙里，我们主要的行动方式是为观察与思考2001．7“钻圈”，在敌军的围剿中，采用游击战术，与之骚扰、拉锯、周旋，伺机予以重创。常态就是“天无三日宁”，一天之间跑个几进几出也属常事。刚到江北时，领导让我背文件，并发颗手榴弹自卫。有次跑了一天，忽听前面喊，顽军被打跑了，快进村吃饭。我和三位同志进到一户老乡家里，没人，灶间却有香味飘出，原来是顽军在这里造饭，刚熟就跑了。我一看是面条，己滚成面糊，也不管它烫不烫，开口就吃。半碗没下去，外边又喊：敌人回来了，撤退!我丢了乎里的半碗，又捧起凉在一边的满碗，这才往外跑。我蹭着墙根跑到打麦场，跳下一个干坑躲藏，想，过一会儿又该顽军跑了，我先填肚子。一碗面吃完，坏了，一直夹着的文件包因为端碗溜掉了。我翻身就跑回原路，到了老乡家的门边，才把包找到。再掉头，三个顽军就发现了我，子弹口Ln+地往墙里钻。他们胆小，聚一堆，我正好摔手榴弹，轰的一声，仨人全跑了，我却没看见烟起来，一楞，才想明白自己未拽弦，他们是见着影儿就跑，那爆炸声也是借别人的光。这是我最初、也是最狼狈的一次战场经历。从苏中战役始，战争形态出现了明显转折，由过去的小部队分散，游击“钻圈”式的作战，转变为大兵团正面撞击，长距离运动，大规模围歼，战争空前地惨烈了。历时一个半月的“七战七捷”便歼敌5万余人。军事记者此刻亦更多地扮演起战士的角色，完全与部队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平时整天和官兵们共同学习、训练；打起仗来，记者便勇敢地冲到前线，拿起枪对敌人战斗，和战士们生死与共。可以说，战争年代的军事记者，首先是一名战士，其与部队战士的惟一区别，即战士们打仗结束清理战场之际，记者开始写稿。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战争的脉搏，才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这，正是那个时代新闻报道生动、真实的主要原因。“七战七捷”的第一仗，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过来，接近如皋耐被我军包围。我和林里正在采访，马上从团部奔向第一线，路上经过一座土地庙。我军的包围线沿着一条牛车道铺开的，战七们依着路基的高坎向敌人开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有几个战士受伤了，我们拿过他们的枪就向敌人射击。打了几枪，子弹没了，我看见那个战士血流得太多，就背起他向后撤退。他的腿全折了，背着很重，我鼓起劲跑，林里在后面托着伤腿。奔到土地庙旁边，我靠着墙边将战士放下缓口气，然后直背到团部，交给卫生员包扎。这时天将晚，参谋长对我说，担架不够，你去找几副来。我回身就去找，可跑了几户人家，都是空无一物，此刻已是半夜。天亮时，如皋的敌人快过来了，我军一阵猛攻，很快解决了战斗，我马上回到军部《火线报》社赶写新闻，那时的领导者也是如此。记得采访时任团政委的彭冲(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刚上到他的指挥所，战斗紧张起来，战时的指挥员离部队一线也就二二百米，敌人要冲过来，几分钟的事，我们三句话没说完，一颗小炮弹轰一声落在指挥所前，警卫员倒下好几个，彭冲立即红了眼，他抓起倒下战士的枪就往前冲，我带的是短枪，赶紧也抓了一支有子弹的步枪连连击发。激射了半小时之久，敌人才退，彭冲说，走，到前面去!我们跟上他直打了一夜，终于攻下了泰兴县城。“七战七捷”之后，华野主动撤至苏北，在涟水与尾随而至的敌军鏖战一场。就是在涟水保卫战中，华野六纵与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两度正面交锋，双方均伤亡惨重，成了冤家。山东战役打响后，六纵司令员千必成向粟裕提出的唯一要求即：“打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记了六纵队!”1947年5月，机会来了。当时的华东战局真是敌我胶着，瞬息万变。胜利的一方，取决于指挥艺术、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二个条件的珠连璧合，其中某一环的欠缺，都会使结局全然不同。正当六纵主动撤离鲁中战场，进入鲁南迷惑敌人，隐蔽待机的时候，骄狂的张灵甫突然放弃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集团滚进”战术，提兵轻进，造成孤旅突入态势。华野总部抓住时机下达围歼七十四师于孟良崮的命令，打给王必成的电报只有八个字“星夜飞兵，兼程北上。”要求在两天内完成120公里急行军，抢占孟良崮唯一的南出口——垛庄。敏锐地洞察着战局变化的王必成，胸中早有应变北上的准备，六纵因此创造了边下命令边开拔的奇迹。事实证明，这是一支真正的奇兵，战略的先机由此而抢得。国民党将领当然懂得垛庄的重要，视为后撤咽喉，派重兵把守。但总得来说，他们还是把垛庄当作可靠后方，万没想到背后杀出一支华野劲旅。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发现华野有包围七十四师意向后，一边打电报要求张灵甫死守垛庄，一边亲派1000多人的部队紧急驰援。然而，他们的部署瓦解于我军的战斗意志之中。六纵先锋部队提前8小时进入预定位置，抢夺了攻击垛庄的有利地形。十八师主力部队借着夜色发起猛攻，汤恩伯的援军赶到时，我军已于一小时前拿下了垛庄，援军成了送上门的俘虏。抢占黄崖山的十六师，与敌军同时赶到山脚下，十六师从东南坡冲顶，敌人由西北坡攀登，十六师先头部队抵达山顶时，敌军前锋距他们只有四五十米了。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个情节就是据此而宋。本来六纵在孟良崮战役中担负的是阻击任务，然王必成看到正面进攻部队打得异常艰苦，伤亡严重，便主动请缨，提出六纵从孟良崮侧翼发起进攻。这就变成了奇兵中的奇兵。纵队指挥所的着眼点随之转为进攻方向，我和冒雨吉等几位前线记者，跟着王必成步步向前挺进，先头攻击部队的冲杀声和敌军的嚎叫声都清晰可闻。孟良崮战役是死守硬攻的经典战例，敌我双方完全绞杀在一起，每一个山头，每一道壕沟都经过反复争夺，下面是双方扭作一团的肉搏战，天上敌机则是不分彼此地扔炸弹，每块阵地上都铺满了两军的伤亡人员。虽然此前我已经历过无数恶战，但眼前的酷烈景象还是使我惊骇。5月16日凌晨，华野总部下达全线总攻击命令，这时六纵指挥所到达刚刚攻占的大山场，此地距孟良崮主峰仅4公里。双方的精锐部队密集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每前进一步，伤亡更大。王必成在双方厮杀均进入疲惫极限时，果断向纵队预备队——特务团下达命令“像刺刀一样刺进去，像猛虎一样扑上去!”这一招立见成效。中午时分，主峰周围的几个高地全被特务团拿下。我跟着王必成登上540高地，磨盘似的顶峰尽收眼底，败退的敌军官兵和辎重拥挤在小小的山头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我们每发一弹，敌人立即死伤一片。王必成一直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突然，他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纵队宣传部副部长乐时鸣，叫着他的绰号：“近视眼，来看看”。我们从这个举动中感到他那“胜利者”的喜悦和豪迈。观察与思考2001．7到了这般地步，张灵甫仍拼命顽抗，还在呼叫蒋介石救援，并继续组织反扑，但一切都不可改变了。最先冲击七十四师指挥部山洞的正是六纵特务团，战士们在洞口消灭了张灵甫20多人的卫队后，朝洞内一阵投弹、扫射，张灵甫与七十四师的其他首脑顿时毙命，张灵南死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报话筒。记者尾随部队来到洞口，战士们刚把张灵甫的尸体抬出来，他蓄着大背头的后脑壳上中了一颗汤姆机枪子弹，血水还在滴答。说来奇怪，孟良崮上空忽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随之落下。我们感慨说，是这场战斗“惊天地、泣鬼神”吧。一霎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沉向西方，把孟良崮主峰映成一片赭赤——“残阳如血”啊!什么叫“胜利”，不付出牺牲的巨大代价，何谈胜利!那一刻真是无可言说。下山时天己黑了，路上，饿、渴、乏一起涌来，但没法停，一步都没法停。我是跟着六纵从后面上山的，见到的伤亡已让人震惊，从前山下山时才发现正面进攻的战斗更为残酷。我们当时渴到极点，听着山涧中有流水，捧到手里只觉腥味浓重，拿手电一照，才确信那不是溪水，是血水!到处是死伤的人，空气中弥漫着腥气。有的战士在吃马肉，烤得半生不熟的，也有人喝马血止渴。战争之残酷，于此又见一斑。可以说，在我解放战争的战地记者生涯中，“恶战莫如盂良崮”。虽然以后我又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大战，但只要我闭上眼睛想想过去，孟良崮总是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往往使我无法再回想下去。以孟良崮战役为题材，解放后拍了部电影《红日》，剧作者吴强当时在六纵政治部任职，他颇有写作才能，但并未随部队出入前线，他掌握的素材，有许多都是听我们几个人聊出来的。后来《红日》公演，我们几个跑在前边的还愤愤不平了一气：这家伙就靠笔杆好使，前线没去，只听我们说说，就写了个活灵活现的。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主要运动就是行军，从长江边北撤至山东，再从山东南下渡江，两条腿要跑过敌军的四观察与思考2m1．7个轮子。当记者的白天跑部队，晚上发稿，往军报社、往新华总社，也写配合部队的文章，就地油印。没日没夜地行军、作战、赶新闻，实属家常便饭。报社东西多，部队行动的快，运输员挑担子很容易累，我常常帮他们担一节，因负责报纸的终审，晚上又总是到截稿后才休息。由此，同志们给我取了个绰号“老牛”，解放后一直带到北京新华总社。不过肩邑干的人吃得也要多，那时供给常跟不上，有次饿了一天，只找到几斤白酒，我又累又饿就一口气喝了一海碗，大睡一夜，第二天又是空着肚子行军。慢慢的，我的胃就不大好了。渡江本是势如破竹的战役，但二十四军新华支社却遭遇了一场震惊渡江前线，也在我心头留下永久创痛的惨剧。1949年4月20日，作为渡江前锋军的二十四军先头部队分乘许多木船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长江，痛击南岸的防御体系。我们支社人员于21日晚间分乘两只铅，和部队第二梯队一起渡江。这时是下半夜，天墨黑，下着雨，大家棉衣都淋湿了，江风一刮冷得要命。我们乘的船上有三十来人，风浪大，有好几次险些翻船，幸得船老大掌舵很稳，又很有经验地叫大家不要动，船才慢慢靠上了岸。我们是由军政治部教育科长带队的，他没有什么战斗经验，我心里总不踏实。第一次靠拢岸边时，我喊大家别动，自己跳到岸上，用手电筒照遍岸边一段地带，看看不象有地雷，但前方有块峭壁，不宜登陆。待我回到船上，原来的座位被我的女友、译电员吕平换坐了，我就蹲在船头旁，船又向前滑行了几十米远。看看是较平的岸边了，一位通讯员抢先下了船，我的运输员杨世来也抢着跳下去，准备拉缆绳。一步跨出，碰响了“绊雷”。这下坏了!这种雷跳起有半人高，横着开花。我和许多同志都已站起来了，“轰”的一声，弹片从我耳边扫过，船上的人倒下一大半，凄惨的呼救声响成一片。我也被炸蒙了，连自己受没受伤也搞不清楚，一摸，头上没有伤。带队的教育科长直着脖子喊：“老夏!老夏……帮帮我……”他的小腿进了弹片；我一应声，大家都一片声地喊开了“老夏!老夏!快来救救我们!……”那一刻，雨水拌着冷汗，让我颤抖个不停，但没忘记自己的责任，连忙招呼能动的人救伤员：编辑主任冒雨吉的喉咙里插进了一块弹片，发报员当场牺牲，船老大也死了……我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儿：“吕平——”她没动地方，软软地靠在船帮上，我摸摸她，头手脚都没事，赶忙抬下来，一看，人早没气了。这时我更急了，手抖着，好不容易把她的棉衣脱开，往胸口一摸，全是血，弹片是从腋下插进心脏的。开始，还有些能动的同志在我的招呼下救护重伤员，不一会，这些人大都不行了，原来也都程度不同地受了伤。杨世来抬了几个人后，觉得后背、大腿湿呼呼的，一看，从左背到屁股间，一大块肉削没了。事后知道，我虽然站在船头，距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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